雪域高原陆军演习:埋地雷进工事
来源:雪域高原陆军演习:埋地雷进工事发稿时间:2020-04-04 01:20:31


作者们在文章中也再次强调,联邦政府和美国CDC应该更有作为。包括政府放弃一些医疗监管要求以促进获得及时批准,让实验室开发的检测试剂盒更容易被投入使用,进一步允许私营企业生产所需物资等。最后,CDC可以对已知接触或出现COVID-19症状的人实施跨州旅行限制。

截至4月2日24时,安徽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990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984例,累计死亡病例6例,尚在医学观察326人,累计医学观察29042人。

“今天,我们发现处于相反的情况:联邦政府做得太少。”作者们在文中指出,或许是由于联邦政府官员对这一威胁的严重性在早期发表了误导性的声明,公众意见也一直在权衡利弊,不愿采取会给家庭和企业带来困难的措施。股市暴跌带来了进一步的压力,要求投资者保持冷静,避免对企业造成不利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Mello是健康卫生法学领域的领袖学者,其研究重点是了解法律和法规对卫生保健提供和人口健康结果的影响。由于其在研究领域的贡献,Mello在40岁时就入选美国国家医学院。

两位作者毫不留情地指出:这就是联邦制的阴暗面,它鼓励对流行病采取敷衍应对。美国的做法与韩国形成了鲜明对比,韩国通过迅速实施中央集权的国家战略,防止了社区间的广泛传播。而美国由于缺乏强有力的联邦领导来指导统一的应对措施,“很快就实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预测,即它将成为COVID-19疫情的新震中。”

作者们提到,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紧急法律框架的主要担忧是,它给予官员们太多的自由裁量权,而对糟糕的决策却很少进行审查。通常,人们担心的是,官员们为响应公众要求会采取不适当的强制措施。例如,在2014年埃博拉病毒暴发期间,新泽西州州长下令一名从塞拉利昂返回的护士接受隔离,尽管她的病例并不符合美国疾控中心(CDC)的指导方针。

她们在文章的最后写道:在紧急情况下学习是困难的,但COVID-19疫情中得到的一个教训已经很清楚了,当流行病学家警告说一种病原体具有大流行的潜力时,高举地方自由旗帜的时候就结束了。而国家在流行病应对方面的领导作用只有在基于证据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至关重要的是,美国今后对‘COVID-19’的反应不仅要全国性的,而且要理性的。”

由此产生的联邦政府的反应意味着:通过迅速、统一的国家行动遏制COVID-19的宝贵时机已经丧失,这种情况和意大利类似。

截至4月1日,距离美国首次报告COVID-19病例已经过去了72天,33个州和数十个地方发布了“在家办公”的命令,还有少数几个州简单要求非必要的企业关闭,但有些命令缺乏强有力的执行机制。许多司法管辖区继续允许普遍不遵守CDC发布的社会距离建议(例如不得举行超过10人的聚会),作者们提到,“拥挤的春假海滩、自由旅行、开放学校和托儿所、销售不必要商品的繁忙商店、年轻人中的体育活动、孩子们还在公园聚集,这些都是证明。”

那么,美国政府还能做些什么来促进统一的应对措施?作者们认为,“很明显,美国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发布白宫和疾控中心的指导方针,因为自愿遵守是行不通的。联邦政府接管所有公共卫生命令将与美国的联邦体制不协调,但还有其他选择。”